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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目录 电力工程师职称  水利施工  浙江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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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西北音乐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发布时间:2018-10-25 10:48:43更新时间:2018-10-25 10:48:43所属分类:音乐论文浏览:1加入收藏 查看PDF文件后下载PDF文件

            近年来,区域音乐史成为了中国史学界的研究热点,即便如此,西北乐史相比其他区域乐史研究仍停留于“能力薄弱,著作零星,亟代加强”的缺失状态。鉴于上述研究现状,本文拟从西北乐史对“重写音乐史”的借鉴意义和学科构建的学理基础(研究内容、史料建设、相

              [摘要]近年来,区域音乐史成为了中国史学界的研究热点,即便如此,西北乐史相比其他区域乐史研究仍停留于“能力薄弱,著作零星,亟代加强”的缺失状态。鉴于上述研究现状,本文拟从西北乐史对“重写音乐史”的借鉴意义和学科构建的学理基础(研究内容、史料建设、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两方面进行考究和分析,一为探索西北乐史研究的必要性、学术性和可行性,旨在学科的提高和完善;二为投砾问珠,希望引起史学者们的关注和重视,能够为以日后西北音乐史的发展汇聚新材料、积累新思想和新方法。

              [关键词]音乐史学;区域音乐史;音乐专题史;西北音乐

              一、西北音乐史的研究现状和意义

              (一)相比其他地方乐史:能力薄弱、著作零星、亟待加强。著名音乐史学家陈聆群先生就曾言:“其他地方乐史研究已经走到我们前面了,上海音乐史学界的同仁们也应该奋起直追,写出一部上海音乐史来!”。尽管此言不乏陈先生的豪情壮语,可我们仍能从中捕捉到研究地方乐史的相关信息。如一方面我国区域音乐史的研究受到了音乐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另一方面,地方乐史研究可能存在:整体研究区域范围相对集中,研究成果显著,部分区域研究缺失的特点。本人后来翻阅大量资料时发现,陈先生之言也是有理有据。

              首先,研究我国地方乐史的相关理论著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均年都以向上形态递增,且产生了大量学术研究价值较高的理论成果,由此推断,近年来关于区域音乐史的研究必是中国音乐史学界的热点论题。其次,我国区域音乐史整体研究②的地域范围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东南沿海和港澳台地区,其中以哈尔滨、福建、浙江、北京、台湾等省(区)为最,产生了一些诸如《福建音乐史》、《哈尔滨西洋音乐史》、《浙江音乐史》、《东北现代音乐史》等学术性较高的研究成果,大多以著作、期刊或学位论文的形式出现。另外,除了通史性的著作外,也有大量的个案音乐专题史,光东北音乐史研究方面,就有《哈尔滨音乐团体历史考察(1945-1949)》、《在“鲁艺”影响下的东北专业音乐教育》、《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三十年(1961-1990)》等几十篇的专题论文。尽管区域音乐史研究成果显著,然部分仍存在缺失现象,西北乐史研究就属于缺失的那一部分。它相比其他区域音乐史研究,无论是学术队伍还是研究成果、学术思想、研究方法等,则要逊色很多,至今仍未出现一部系统地研究西北音乐历史发展的理论专著,仅出现了《中国西部音乐论》、《延安音乐史》、《新疆兵团音乐史》、《西域音乐史》等为数不多的几部学术价值性较高的史学类著作,也发表了一些像《民国时期青海音乐史概述》、《宁夏音乐发展史述略》、《1949-2009“新音乐”在西安》等具有开拓性的论文,但也都是些断代史性质的专题史。纵使再有一些个案研究文章,除了大部分焦点在延安音乐、敦煌音乐、西域音乐三大主题外,剩下了《西北音乐教育的过去、现在与将来》、《西北音乐家介绍(一)(二)》、《乐舞新疆》、《略论抗战音乐在新疆》、《西北民族地区音乐教育研究》等零星几篇。西北乐史的研究的缺失现状,亟待加强。

              (二)对“重写音乐史”的借鉴意义:提高和完善中音史。“重写音乐史”自上世纪90年代,由上海音乐学院教师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领域内最先提出,后来于古代乐史学科也得到了响应。这次讨论历尽20多年,参与的学者众多,影响之大,一直从未间断。那么,现在讨论的西北音乐史的研究到底对“重写音乐史”有着怎样的借鉴意义呢?

              学术界对“西部”地域范围的界定有两种:一种为自然地理概念上的西部;另一种为文化地理概念上的西部。目前前者观点基本达成一致,后者说法仍各一。笔者认为“西部音乐”作为一种区域音乐文化事象,应以文化地理概念释义“西部”,也同意罗艺峰先生将“西部”的地理范围界定在西北五省(剔除了具有西南音乐文化特色的陕南秦巴山地区)与西藏的部分区域之间的观点,并且对“宋代之前的中国音乐史,几乎就是一部西部音乐史”(第3页)的著名论断深感赞同,笔者由此萌生出新的想法,即研究中国古代乐史不但是一部西部音乐史,更是一部西北音乐史。“一部中国古代音乐史,不仅起始在西部,高潮也在西部”,恐怕主要原因也与当时西北乐史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一方面,今陕西省西安市(古称长安),作为汉-唐三朝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轴心之所,古长安及周边地区音乐文化成为了当时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中心,也是对中原音乐艺术魅力的完美显现。所以谈及汉、隋、唐三朝音乐文化的发展,大家首当其冲地想起今陕西省西安市及周边地区音乐文化的发展就在情理之中了;另一方面,今西北大部分地区如陕西(长安为起点)、甘肃(河西走廊)、青海(如吐谷浑)和新疆(古西域)四省作为汉-唐“路上丝绸之路”的主干道,它打通了当时西域乃至欧洲一些国家和我国中原地区之间经济和文化间的往来,因而也就成就了汉-唐音乐文化的繁荣盛世。如唐代燕乐之一的“十部乐”中,多半原为今新疆(龟兹乐和疏勒乐等)、甘肃(西凉乐)和陕西(清乐)等西北地区的地方音乐文化,而这些地方音乐文化的发展恰恰却代表着正史中所记载的汉-唐音乐文化的最高艺术成就。再者,诸如敦煌曲子词等音乐考古学的出土,让我们更坚定地一提及汉-唐音乐就离不开西北,我国西北乐史的深入研究不但可以弥补中音史(古代)中忽略的或失实的音乐历史,而且及时地挖掘-搜集-整理-研究西北地方音乐文献和大力地发展西北地方音乐史学,对整个中音史的“重写”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对于“重写音乐史”的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终止“哑巴音乐史”的尴尬境地,开启“音响”和“曲调”考察之路,如甘肃敦煌曲子词的发现和研究就是最好的证明;2.近年来随着音乐考古学科的高度发展,尤其我国陕西西安和新疆等地作为考古学高发之地,许多音乐文献和乐器等文物的出土对学者们研究我国古代乐史的发展影响巨大,一些的研究成果甚至推翻了原来的理解;3.产生了对于古代音乐史的思考。总之,为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科的进一步完善和提高,我们期待西北音乐史学界出现更全面、更丰满、学术价值更高的著作。

              (三)中国近现代:无产阶级音乐文化的摇篮,新音乐“民族化”创作的源流。西北音乐的发展能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我认为其原因并不单纯是以延安革命音乐为核心的西北革命音乐文化是我国近现代无产阶级革命音乐文化的摇篮,还因为西北地区丰富的民间音乐宝藏赋予了许多近现代新音乐形式(如王洛宾民歌、秧歌剧等)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里程碑式的地位,当然也包括民国时期“西北军军歌”等新音乐体裁或者一些著名的西北音乐人、音乐作品等多方面因素。因此,笔者以为西北音乐的史学价值并不逊于其他地区,何况东北及东南沿海地区已经作为区域音乐史学研究的集中地,我国西北乐史就更有研究之必要了,而这种必要性也将对“重写音乐史”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因以“政治形态”为主要话语权,便导致了“重写”的呼声最高,讨论也最激烈。以下为西北乐史的几点借鉴意义:1.呼吁“非政治视角”的西北乐史写作,非因政治观点而出现被出现的漏评、误评现象,对一些(西北地区)音乐人物或音乐事件做深入研究,或者因大部分学者研究视野、艺术素养的限制,一些影响了整个时代的重要音乐人物、音乐思想、音乐现象、音乐活动并未“解冻”,仍急需后辈们继续“开发”,如在民国时期产生重大影响的“西北军军歌”。现在一些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著作中记载的音乐史实,或许只是“冰山一角”,而西北地区做出重要贡献并不仅仅是无产阶级革命音乐,还存在无产阶级音乐等等,笔者呼吁西北音乐史学界的同仁们坚定信念,奋起直追,写出一部自己的音乐史来,其理论研究成果我想会对未来“重写”产生重大的参考价值。2.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中国传统音乐与新音乐并存,传统音乐的发展并不次于新音乐,然而因当时对“土洋问题”的以及学者们有限的研究视野、艺术素养,致使一些代表性的传统音乐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无法完美地呈现其艺术魅力,尤其在王洛宾民歌、秧歌剧等新音乐体裁形式的创作中,西北民间音乐作为重要创作素材之一,西北传统音乐便更加成为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章节。3.开掘丰富的历史资料,对一些新的音乐史料进行深入挖掘,西北音乐在中国近现代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也决定了西北史料的重要性。西北音乐史的深入研究是对中音史的进一步提高和完善。

              二、西北音乐史研究的学理基础

              (一)西北音乐史构架的内容基础:悠久的历史音乐文化,多样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独特的民间音乐文化,波澜壮阔的革命音乐文化。西北地区作为“古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见证了汉唐音乐盛世,是古西域音乐文化的重镇之地,也是隋唐敦煌音乐文化的所在地。西北音乐先后经受了历史上著名的先秦文明、封建社会早期的黄河流域文明、古丝绸之路文明、古楼兰文明、诸羌文明、西域文明、西夏文明、敦煌文明等历史文明的千年洗礼,可以说是一部多专题乐史的综合体,包含有西域音乐史、丝路音乐史、西夏音乐史、汉唐音乐史、音乐文化交流史、佛教音乐史、西北少数民族音乐史等。

              “中国音乐文化史≠汉族音乐文化史”,同理,一部西北音乐史并不仅仅是一部西北汉族音乐史,也应该包含西北少数民族音乐史。古代西北曾建立过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少数民族政权,如历史上著名的西夏王朝、西域十六国中的疏勒、龟兹国等,它们在创造本民族灿烂文化的同时,也予以周边地区和中原文化重大影响,后来这些民族在经过长期的迁徙、分化、融合后,就形成了现有的少数民族。西北地区的青海、宁夏、新疆三省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其地方乐史的研究与西夏乐史、回族乐史、新疆少数民族乐史是分不开的,西北乐史≠西北汉族乐史。

              西北地域辽阔,文化的发展呈多元性,复杂的地理文化环境造就了丰富的地方传统音乐,可以说没有西北传统音乐,西北乐史就缺少其独特的地方文化魅力。繁多的传统音乐乐种会导致研究工作复杂,笔者以为首先应以有重大影响的核心乐种为主,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再逐个击破。如研究西北地区的“声腔体系”时,应以明清四大声腔之一的“梆子腔”为核心,从历史和同腔系戏曲剧种为脉络,层层选择,以至最终到各地衍生出的其他子声腔;又如西北“花儿”也是从源流至各地的衍变为主要手段。

              进入近现代,艺术作为上层建筑中与意识形态相关的精神领域,西北地区由于经济发展使得“新音乐”的发展相对落后于沿海地区,即便如此,西北地区波澜壮阔的革命音乐文化仍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产生巨大影响,西北音乐史的研究是离不开西北革命音乐文化的发展史。

              谱写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的西北音乐史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二)西北音乐史构架的学科基础:翔实的地方音乐史料。丰富的音乐史料是乐史构架的基础保障,也是学科构建的坚实的理论基础。一般音乐史的史料来源有三种:音乐文献、音乐考古学和古老的现存乐种,它们三者间可相互印证、佐证或补证,也可单独释读。

              文献:近年来,西北地区出土了多种有着极高学术价值的文献史料,这对一些古代音乐史实的印证和再现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如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音律书中记载的生律方法,就恰好和《吕氏春秋》的律学方法相互吻合;敦煌学家席臻贯先生将敦煌曲谱进行解读,找到了唐代乐节律和和声律,他的新成果一度为唐代乐史的完善提供了新的蓝本。然西北地方音乐文献学作为西北学中的子学科,目前还没有出版过一部系统的研究西北地方音乐文献的专著,原始的音乐信息仍分散于西北地方文献中,实现西北音乐文献信息加工与集合已“箭在弦上”。笔者认为采用文献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围绕研究主题,抓住重点,逐一突破,有计划、有步骤地主动搜集和整理西北地方文献是西北音乐史学者们目前急需做的,其意义重大,不容忽视。

              考古学:很多考古学家认为西北地区是很好的考古学区域,其中以陕西为之最。近年来,西北地区出土的一些考古音乐史料曾推翻了陈说旧见,填补了学术上的许多空白,如甘肃地区出土的陶陨为学者们研究史前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物证;挖掘的20件玉门火烧沟陶陨不但能吹奏出无声音阶,而且还吹奏出了一首完整的乐曲,成为了解夏代调式与音阶的第一手资料,填补了古代音乐史的一段空白。所以说西北音乐考古学无论是对于西北音乐史还是整个中国乐史学科的构建,其价值不可小觑。

              现存乐种:西北地区有着丰富多彩的传统音乐种类,许多古老的传统乐种至今仍保存着古代音乐的因子,逆向考察法成为了联接“今之音乐”与“古之音乐”的一种必要手段。如有千年历史的“西安鼓乐”,就存有唐代燕乐的影子;甘肃“通渭小曲戏”,是隋唐燕乐遗留于现代的古老乐种;新疆“十二木卡姆”与古代龟兹乐、高昌乐、疏勒乐不可分割等等。西北地区有着丰富的史料蕴藏,它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和可行性。

              (三)西北音乐史构架的理论基础:坚实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坚实的学术研究成果是西北音乐史构架的理论基础,虽然目前尚未出现一部系统地研究西北音乐的通史类专著,但是却产生了一批与西北乐史相关的研究成果。其成果有以下几大方面:

              1.宏观文化背景下的西北乐史研究:以《中国西部音乐导论》和《延安文艺史》为代表。其一,《中国西部音乐导论》以“自然事象”和“文化事象”为切入点,从历史和现状两方面对西北音乐文化展开了研究,是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西部音乐理论著作。音乐学家修海林先生认为,罗艺峰先生的《中国西部音乐导论》具有西部乐史的意义,书中的一些观点对后辈研究西部乐史研究会有启示作用,当然有关西部乐史的论述中也包括西北乐史;其二,《延安文艺史》将延安音乐置于整个延安文艺发展的大背景之下进行阐述的,延安音乐史仅为延安文艺史的部分内容。

              2.相关的断代史、专题史:产生了一些诸如《延安音乐史》、《西夏辽金音乐史》、《西域音乐史》、《新疆兵团音乐史》、《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发展史》、《民国时期青海音乐史》、《宁夏音乐文化发展述略》等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这些理论既从宏观上全面系统地呈现了该地区音乐发展的历史脉络,又从微观上对该地方历史上出现的音乐人物、乐种、音乐事件等进行了客观的论述或评价,它们在填补了一些理论研究空白的同时,也开拓了学者们的视野,是整个西北乐史的未来研究的坚实基础。

              3.有关个案的研究:西北音乐史的个案研究内容主要包括音乐社团、革命音乐、音乐文化交流等不同内容,代表成果有《论早期敦煌壁画音乐艺术》、《西北战场歌咏活动》等,尽管数量相对较少,但研究成果不失拥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

              总之,西北音乐史就是一部在内容上涉及多民族、多地区、多文化的区域音乐发展史。它有着音乐史学科建构的坚实学理基础。

              结语“中国音乐的历史源于西部,高潮于西部”,“宋之前的中国乐史,几乎就是一部西部音乐的历史”,西北音乐作为西部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古代还是近现代,它在整个中国音乐发展的长河中占据的历史文化地位和影响力都是举足轻重的。虽然西北乐史的研究现状不及其他区域,也未有一部系统地研究西北音乐发展的史学类专著,但较坚实的学理基础决定了西北乐史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它将使得中国乐史的未来“重写”更深入、史实更全面、内容更完善。

              总之,在其他地方乐史遍地开花之际,西北乐史虽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并非易事,但西北史学界的同仁们也应该奋起直追,进行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搜集、整理与研究出一部西北乐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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